本文首发于 《中国金融》2020年第17期，作者：孙立坚 杨洁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立坚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原文标题：《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展新机遇》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强化了“宅经济”，这给各类“非接触式”支付工具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更给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带来新机遇。
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发布的对各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调研报告显示，厄瓜多尔、突尼斯、塞内加尔、马绍尔群岛、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六国已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80%的中央银行正开展相关研究，40%的中央银行已从概念研究阶段转向实验或概念证明阶段，还有10%的中央银行已启动试点项目，已经形成全球竞相发行的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开始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具有坚实的信用背书、庞大的用户基础、牢固的用户习惯、领先的理论框架、人民币国际化五大优势。2019年人民银行基本完成了法定数字货币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和联调测试等工作。2020年，从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的4月起，DC/EP开始了小范围的试点工作。
后疫情时期中国法定数字货币新机遇
第一，疫情将提高大众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认知与接受程度。在这一特殊时期，更多的人倾向于“网购”和使用“非接触”的电子支付手段，通过减少外出和集聚，减少纸币和硬币的使用，阻断疫情传播途径。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移动支付业务量保持增长态势，网联平台处理的业务量达884.41亿笔，同比增长16.65%；总金额6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29%，并未受疫情显著影响。可以说，2013年互联网金融崛起后各类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的普及，为此次“宅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条件。支付交易的线上化不仅仅便利了用户，也节省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移动支付的普及为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广起到了培养用户习惯的作用。法定数字货币未来不仅能满足用户对于“非接触”支付的需求，国家信用的背书、较强的抗偷盗以及可追溯性使得它具有更强的安全性，而近乎于零的交易成本、低延时性、广应用范围也使得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更强的便捷性。此外，中国有较好的接受法定数字货币的用户基础。2019年12月末，我国网民规模达9.35亿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人，目前99.3%的网民通过手机端上网，中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庞大的用户群体为推行法定数字货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海量的移动端应用也给法定数字货币提供了更多的下沉落地场景。
第二，法定数字货币可补齐现有支付体系短板，更好满足后疫情时代支付需求。目前数字经济支付主要依靠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大平台，它们已各自构建起多样化的生活服务生态，覆盖了用户大部分日常所需的交易场景，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对现金的替代率越来越高。但是现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公司化的支付体系而非法定的支付体系，用户需要承担手续费和扫码设备安装成本，平台间存在交易壁垒，不可避免存在盗号、欺诈等潜在金融风险。同时，第三方支付不能完全满足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而中央银行不同于商业机构，不会通过用户个人信息牟利，隐私泄露风险较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可追溯的匿名性，不仅能满足匿名支付需求，还能在必要时进行监管，防范欺诈、洗钱等问题，更加尊重用户隐私。更重要的是，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开启公司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的数字支付，开通数字支付的对公场景，弥补目前第三方支付等工具没有对公支付的空白。此外，第三方支付非常依赖于网络通畅和支付设备的完好，此前出现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系统崩溃影响用户进行正常支付的事件，并且现有技术只能支持第三方支付实现“单离线支付”，仅限于在联网交易场景使用。而法定数字货币基于特殊设计，通过数字钱包实现价值转移，除了可以像网上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一样进行联网收付以外，还可以不依赖于网络进行点对点的交易，实现像现金一样的“双离线支付”，能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也能更好地应对诸如疫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下的支付需求。
第三，疫情促使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必将催生法定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强国呼唤数字货币的诞生。据统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2019年已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数字经济大国。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必将催生法定数字货币，而法定数字货币又将赋能数字经济行稳致远。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对冲私有机构发行的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干扰与冲击，有利于金融秩序的稳定，消除非法定数字货币给数字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法定数字货币的便捷性、安全性、稳定性也与数字经济追求的快捷性、高效性相一致，可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融合，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后疫情时期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丰富货币政策手段，更好助力经济复苏。后疫情时代，帮助经济尽快走出疫情阴霾，走上复苏道路已成为中央银行的重要任务。中央银行在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上将会采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创新机制，将使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入分析，为货币投放、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更多参考，使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政策的有效性加强，使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更加通畅。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便捷的网上结算、极低的支付成本、时尚的支付体验，定能促进消费冲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发挥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为广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提供门槛更低、成本更低、更加灵活的融资服务，以实实在在的“硬核”举措，促进复工复产复市，助力“六稳”“六保”，加快经济复苏步伐。
第五，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期待便利的跨境支付工具，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世界货币所需的一切条件”。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具有法定性、稳定性和锚定性，在诸多方面较私有企业发行的数字货币（如Facebook发行的Libra）等支付工具有更多优势，尤其体现在其由中央银行发行和管理，由国家信用背书，违约风险低，是“真正的数字货币”。由于DC/EP可以与人民币1∶1自由兑换，可以对接国际上各主权国家现有的货币体系，通过跨境支付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仍存在许多弊端，超发的美元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负外部性”，并且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支付交易系统SWIFT也由美国主导，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建立一套新的支付系统网络，打破美元垄断地位，而法定数字货币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弯道超车”的重要法宝。可以借助“海淘”消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和借贷等渠道，打开海外市场，也可以考虑和已经从事跨境支付业务的企业（如支付宝等）合作，推广法定数字货币在海外市场的应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第六，中央银行早已着手研发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先发优势。中国是全球移动支付第一大市场，无论是移动支付用户的规模与交易规模，还是渗透率，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刷卡支付”和“扫码支付”对现金的替代效应日趋明显。加快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的步伐，防止诸如比特币、Libra等“影子货币体系”对现有体系的冲击，提高支付体系的运行效率，推动经济数字化治理程度的提高。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就开始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成立，截至2020年4月，已为数字货币及其相关内容提交22件、65件、43件专利申请，涵盖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应用的全流程，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已完成技术储备，具备了落地条件。
积极稳妥推行法定数字货币
第一，进一步加强法定数字货币宣传科普，总结试点经验，扩大应用场景。目前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正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稳步推进，已在多地开展小范围试点。但民众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一些人将数字货币与“炒币”、投机画等号，部分机构甚至冒用中央银行名义推出所谓“法定数字货币产品”，进行诈骗和传销。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之前，应通过多媒体手段向民众普及更多法定数字货币知识，营造良好使用环境。同时，要考察试点区域的使用效果，重视市场需求，总结积累经验，跟踪调研法定数字货币对现有体系的影响，确保法定数字货币使用的便利性、安全性、高效性，提高市场接受的主动性，并逐步推广到全国。此外，要适时启动对公领域的法定数字发行和试点工作。
第二，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建立法定数字货币新型监管模式，加快配套制度建设。当前，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国民经济各领域，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将与数字经济互生共促，不断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银行应加快法定数字货币配套制度建设，在政府与市场、安全与效率、创新与规范之间寻求平衡。在传统监管方式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监管方式，制定一系列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项法律法规，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应用的全流程环节配套相应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制定研发数字货币发行的国家标准，打击非法炒作数字货币行为，为新的货币体系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促进法定数字货币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强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助力经济复苏。法定数字货币将使得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流通速度、货币乘数等数据的测算更加精确，进而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在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区域，应利用大数据手段加强统计监测，运用相关数据开展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也可以将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进行对比研究，还可以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总结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优势，为全面推广搭好政策框架和理论依据以及疫情后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第四，参与数字金融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协作，掌握法定数字货币主导权、话语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货币完全有可能突破现有货币体系的束缚，成为“世界货币”。数字货币竞争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有必要“弯道超车”，研究数字货币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探索发行中国主导的可跨境使用的全球数字货币的可行性。此外，在全球数字金融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争取话语权，与其他正在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合作，参与制定法定数字货币国际监管统一标准，掌握数字技术关键领域知识产权，努力在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竞争优势。
第五，善用先发优势，抢占第一赛道，驰而不息加快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货币具有先天的垄断性，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清算体系和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改变和影响。因此，对数字货币的发行权和控制权，将成为主权国家间竞争的“新战场”。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具有诸多优势、面临诸多机遇，应加速抢占第一赛道，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并赢得先机。
